舞者（第1 / 2页）

一年的时间里，我在学校一边做系统管理员，一边开始准备考GRE再读研，我同时申请了好几所学校，有东部的康乃尔、中部的伊利诺大学和西部的斯坦福，结果这些学校都给了我奖学金，我选择去了斯坦福。

1988年我到了斯坦福大学，花了一年半时间很快读完了硕士。从文艺兵加上当工人，前前后后我离开学校十年多，我们这一代人许多都因为历史捉弄没有什么好的机会。环境固然重要，但对我来说，把握机会更重要，我在美国的学校从来没有轻轻松松地念过书。当时2年读完一个硕士最合适，可以非常轻松，一边了解欣赏学校，一边读书，可是我必须尽快读完硕士，所以一年半里我就拿到了学位。

离开学校10年，读本科3年半，硕士1年半，前后加起来5年，我不仅拿到了学位，也打下了很扎实的理论和学术基础。回头看那段日子，我发现很有挑战性，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严厉的考验。一个人一天看16个小时的书不成问题，但是一年读下来，就得有非常好的体质，这方面舞蹈、武术的功底使我受益匪浅；另一方面，发现做一件事情很有价值，能不能真正在冷板凳上坐下来，是对毅力和意志的考验。这段经历增加了我对自己将来发展的信心，建立了自信心。当时我给自己定一个非常高的目标，根本就不去想，只是尽快尽力去做，每分钟。每天都不耽误，最后达到目标，回过头来看还挺吃惊，但在每天的实现过程中，你就不能去考虑：哎呀，我是不是太晚了？离开学校太久了？坐不下来？

红舞鞋

在斯坦福，我也偶尔参加一些文艺团体的活动，一般是本地区的演出，我也倾向于跳独舞，这样就不用花很多时间绑在排练上。在加州。斯坦福。华盛顿，当时都有关于我的一些演出报道。

我当时想，跳舞需要有天份，个头、形象、身体的比例、软度、腿长等都是爹妈给的，先天素质、从小武术的训练和灵感和悟性却是后天的努力，这些方面我的条件都不错，但是将来做一个舞蹈教师，自己不是科班出身，似乎不具优势；当编导有可能，但这种可能性大小值得怀疑，至于做舞台效果，重新捡起电工技术，当然是驾轻就熟，但那又倒了回去当工人，不可取，自己的最大长处是聪明，干吗不学点英文、做些翻译呢？

1980年，我开始学习英文，翻译了一些文章在《舞台摘译》上发表。通过学英语，我也开始了解了西方文化，并且发生了浓厚兴趣，但是自己初中都没毕业，我有了进一步深造自己的愿望，通过申请，后来我又辗转到了美国念书。

在美国念书

1983年8月，我到了美国，第一关是英文，虽然觉得自己很聪明，自学能力也很强，但真要念起来，发现并不容易，尤其是写，根本就无从下手，上课时我尽量去听，听不懂时，同学谁的笔记记得好就借来复印，回去再进一步强化。

10个星期以后，我考了一次托福，得了531分，我就去念大学了。一开始先学两门课，计算机和世界历史。当时就我的背景而言，最好是学商，在文艺界经过许多锻炼，接触社会各阶层的机会很多，长处是跟人打交道游刃有余。但我认为，搞文艺的人并不一定就是“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”，也可以去学习技术，况且学习经济、贸易，任何人都可以，但学科学却并非人人都能，我自信自己能够胜任，决定要证明一下自己，为自己建立一个技术的背景。

二进北京

从1973年开始，我在二炮待了一年半，舞跳得也很好。后来发生了“**事件”，军队大清理，那位团长也受牵连，关于我的招生也被算作他所做的“一系列不妥行为”中的一个，我被送了回去。

回大连之后，经过多方的帮助，父亲的问题总算得到了平反。我也重整自己的过去，练功，加强训练，做了一段非常严谨的训练，1978年，再次回到北京考试，很幸运地考入了中国歌舞团。

从1973年到1978年，我二进二出京城，在一个时代的变迁中，个人的生活也经历了一些转折。

如何当好电工

筋斗里翻出的舞蹈演员

我出生在一个武术之家，父亲是1965年全国最后一届武术比赛的全国冠军，他很聪明，早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，后来念书又成了一个体疗大夫，妈妈是护士，他们俩都在大连的一家医院里工作，我们家也就成了医生之家。全\本//小\说//网

受父亲的影响，我很小就练习武术，也受到了一些学术界。医学界的影响。

当时我学习成绩很好，但后来紧接着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。父亲曾是国民党党员，武术上又带了不少徒弟，文革中他也被划成了“历史**革命”，被称为“教唆犯”，家里受到冲击，父亲被劳改，我则被视为“黑五类”。

小时候，我的武术根底很不错，尤其擅长翻筋斗。当时也不用学习，社会上时兴文艺宣传队，宣传队的老师发现了我的一技之长后，每次拍样板戏时就用上我的筋斗表演。我发现，一个人一定要有点安身立命的技艺，这样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和教育背景，你多少都会有一些社会价值。

在IBm时间长了，就发现IBm太保守，对政治很敏感，不会去轻易地积极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。我的演示当时也不得不改得非常低调，但幸好还不至于被搁置一边。

我当时很失望，但还不至于绝望。当时中国政府关于IT方向上如何发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调子，IBm又极其保守，我只是从社会、技术、和人们会怎样受益来考虑这一问题，而不会考虑政治上的影响。

“借调”到中国

在做IT论坛的过程中，国家教委正好在开始讨论立项“中国教育科研网”（ChinaCERNet-ChinaEducationResearchNetwork），和IBm谈这一项目。美国早先的Interne也是源自学术网，这方面中国走了一条非常相似的路。

刚回纽约后，我在斯坦福申请了一笔基金，组织了一个艺术家研讨会。每个刚来美国搞文艺的人都有一个重新调整自己事业和生活的过程，我就召集了当时一批比较有经验的艺术家，包括作曲家谭盾、电影导演。诗人等，一起来探讨中国艺术家如何在美国发展，彼此也进行认识和交流。总之，那时我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。

10多年在美国生活，我发现，除了事业上的成功之外，更多生活在这***里的中国人需要有更好的平衡。我就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成立了一个“中国旅美科技学会”（ChinaAssociationOfScience＆Technology），学会会员后来发展到2000多人，集中了医疗、法律、金融、科技等各个行业的中国留学生，在美国东部成了一个很大的协会。

在纽约生活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，一个人的生活中，事业一定要成功，但事业成功是为了过一种幸福的生活，而幸福的生活除了家庭生活和事业，还包括一个人的社会生活。在美国，华人做好工作相对容易，也能得到很好的发展，但这种发展往往很容易不平衡。通过组织这些社会活动，我不仅能体会参与感，也能使别人受益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Balance自己Life的方式。别人也许没有这种优势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。

回到中国

开放以后，国内各省、各部委来美国考察的越来越多，我们在美国接待过不少这样的代表团，给他们介绍美国的文化和企业，90年代初，胡启立率金桥工程代表团来美考察时，我就曾在ww专门给他们介绍和演示了haem。我想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我们回去可以更好地进行一些文化交流，受众面可能会更广。1992年的圣诞节，我在中国旅美科技协会组织了一个旅美青年计算机专家代表团，我以团长的身份，同时代表IBm，其他人分别是在苹果、Cisco、AT＆T、Athe等公司工作华裔留学生。当时我们是在美留学生中最早回来访问的一批人。

人物背景：

高克家，现为友邦软件公司总经理

1955年生于大连

1978－1983年中国歌舞团舞蹈演员

1988－1990年斯坦福大学，获计算机硕士学位

后来到了纽约，我完成了多年来自己的一个夙愿——在林肯艺术中心，我组织了一个很大的音乐会，那时安徽正在发水灾，我是中国旅美商学会（ChinaBuS－nessAssociation）的理事，就申请了一笔基金，邀请当时中国音乐界的一些名流像胡小平、邓润、殷承宗。戚淑芳、场良心、王昌元等，在美国举行了一场赈灾义演，我当总负责兼总导演，观众近千人，活动非常成功。

在IBm

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，应聘时Tandem、3com、IBm、AT&T、Bell实验室等都给我发了聘书，最后我选择去了IBmwatson研究所，也希望能够把所学的一些理论应用在实践中。

在IBm我工作了5年多，作为一名高级软件工程师，我主要研究计算机网络，也拿过不少奖。除了做研究开发之外，我也更深地了解了西方的企业管理文化，为我后来的工作积累了相当的经验。

幸福生活待要平衡

1984年1月份，我在正式大学念书，到1987年5月份从新泽西州立大学计算机系毕业，3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我学了40多门课，36门成绩是A，剩下6门是B，这6门里，有一门是舞蹈，我跟教舞蹈课老师的观点不同，因此拿了个B。

当时我每天念书16个小时左右。决心已定，我就一定要把事情做好，不喜欢的课也强迫自己努力学好。有一门课天体宇宙学是必修课，和计算机没有什么关系，我没在意，第一次考试才对多分，得了个C，期末我就奋力追赶，一直追到一个B。当时想，将来要念研究生，本科成绩非常重要，不管喜欢不喜欢，我不能放松任何一门功课。

念书的同时，我通过教舞蹈来维持生活，同时在三个中文学校兼课，周末教教儿童学习舞蹈，也教老人、大人学武术，有时自己也外出演出。打工挣来的钱加上奖学金，我才把大学念完。

转折点

在纽约，我业余也作为特约演员参加一些舞蹈演出，包括美国200周年独立日等等，但本科读计算机成了我生活的转折点。1987年毕业时，全校2000多名毕业生里，我排在前十名，获得一个HightestHonors（最高才生）称誉，老师说，你就留校做研究吧。

1975年5月，我结束了当兵生涯，从二炮回家乡。就在大连的一个建筑公司当电工，一干就是三年多。虽然我以前是文艺兵，不太懂电工，但我转行非常快。为了避免老要上下大吊车来回往返，每次我跟着师信从大吊车上下对，所有的长短线、螺丝、木板。材料、钉子都一次齐备，师傅印象非常深刻：只要他让我下去拿东西，我从来就不需回去跑第二趟。在房屋建设的布线上我也做得非常漂亮，拐弯。直角都有很深的根底，师傅说我很聪明，常常夸奖我。

当时比下乡的那些青年，我要幸运得多在改行之后，自己原先很好的长处（舞蹈）没能发挥出来，心里还是不痛快。我就开始重新把舞蹈捡起来，在公园里练功。ITS年中国歌舞团招生，在全国共录取了8个演员（3女5男），我也在被录取之列，只是除了我，其他几个都来自专业团体。

改行！改行！改行！

尽管我考上了中国歌舞团，但1978年以后，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，国家从政治斗争转向开放、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和科技，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鲜明变化，听闻到国外的发展，发现了重新念书的机会，我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：对自己来说，跳舞还能跳多久？

比起我的同龄人，我那时思考着更多的问题。在学校时我到处演出，到了宣传队又得跟各个团体进行交流，回家当工人之后，我还要解决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。在中国歌舞团，比起那些单纯在学校中长大的同事，我的社会经验使得自己看问题要复杂得多。

因为会一点小的武术技巧像翻筋斗，后来我被招到少年宫学习舞蹈，在少年宫，我开始接受正规的舞蹈训练，成了一个业余舞蹈演员。

文艺兵

在少年宫里，我学会了芭蕾舞、民族舞和一些舞蹈技巧，并开始经常在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军民雨水情》等样板戏的小舞蹈中扮演角色。文革盛行“文艺兵”，东海舰队、南海舰队、北京空军广州军区。沈阳军区、总政、海政、空政、铁道兵……不下20个文艺团体、宣传队、文工团都相中过我，在大连的学生圈里，我的舞蹈训练素质是最好的，形象、条件也不错，往往是成绩是第一个通过，但政审时也是第一个被刷掉。

我的老师也为我感到非常惋惜，福州军区来招生时，就找到他们说，所有的舞蹈团都想要他，都是因为政审问题又不敢要，你们能否想想办法。福州军区就派人去公安局查档案，发现父亲虽然是个“**革命教唆犯”，其实只是参加过国民党，并没有其他问题，他们就跑公安局，开始替我想办法。

北京二炮文工团也获悉了这一情况，也想要我，二炮团长就出了一个主意：让我的父母先离婚。孩子没有了父亲，政治上就很清白了。在法院办完手续之后，我总算以没有父亲的政审档案获得了清白之身，当上了文艺兵。

我们到了清华、北大、东大、科大、浙大，访问了联想、浪潮、华光、长城公司和新华社等等，那时网络在中国还没有现在这样先进，总的印象国内技术与西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这种交流在当时非常有意义，因为当时国内的hawt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，很难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来探讨西方的新技术、新概念和发展方向。当时我们发现，国内有些人的认识也有一些差距，他们倾向于什么都要自己从头做起，而我们主张在别人已有的技术基础之上，实现更高的跨越。

今天来看，当时那个代表团里的所有成员现在都回到了中国。

中国人不喜欢Internet？

继1992回中国访问后，1992年10月，我帮助IBm在中国做一个ITforum(论坛）。当时Interne在国外正蓬勃发展，作为中国人，看到全球IT等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和对人们生活的巨大影响，我希望中国人也从中受益。IBm有关会议组织者正好找到我，我们一拍即合，我就花三个星期作了充足的准备，作为IBm研究所的一名代表，我在会上作一个关于Inwt的演示。

到了国内之后，才发现国内学术界对Internet开始感兴趣，但却缺乏足够的宣传和了解，甚至包括IBm(中国）的员工都不太明白。当时IBm(中国）总裁就很有意思，他觉得在中国提haend技术是不是太敏感，中国政府会不会对此感到不愉快，会议前一天审查会议议题时，他对我的演示很犹豫，因为届时会有很多中国政府部门的领导出席会议，他担心让中国政府的领导来看Inwt技术，会不会因此得罪他们，毕竟IT所代表的是一种非常公共的新文化。

1990－1994年美国IBm沃生（waston）研究中心，高级软件工程师、项目负责人

1994－1995年IBm（中国）公司网络顾问、项目经理

1995一1999年SUN（中国）公司，现为技术开发中心负责人

1999年任现职

人物自白：